陈明昊：希望年轻创作者能更有“攻击性”（主题）

羊城晚报记者 艾修煜

【资料图】

在戏剧领域，陈明昊可谓不折不扣的“老炮儿”。

2000年凭《第十七棵黑杨》入行，后与孟京辉合作了《关于爱情归宿的最新观念》《琥珀》《两只狗的生活意见》等多部作品，2019年，又代表中国当代戏剧首次进入阿维尼翁戏剧节核心板块IN单元演出话剧《茶馆》……

2021年，首届阿那亚戏剧节举办，陈明昊在演员与导演之外，又多了一重身份——戏剧节艺术总监。在2023阿那亚戏剧节举办期间，每天只有三四个小时可以用来睡觉的陈明昊，不仅是开幕大戏《红色》与闭幕大戏《海边的罗密欧与朱丽叶》（以下简称《海罗朱》）的导演兼演员，还充当了开幕式主持人，参与了“环境戏剧朗读”，并通过先后两场采访，与羊城晚报等全国媒体恳谈。

在他看来，戏剧节提供了一个空间，让所有的参与者“按照一个倒计时的方式进行交流，这里边有很多张力和变化”，他认为这种纯粹的状态非常珍贵，“这跟现实生活不一样，现实生活里太多干扰，节奏也太快”。

“罗斯科的艺术哲思给了我很大影响”

今年在阿那亚，陈明昊带来了两部“必看”之剧。

开幕大戏《红色》脱胎于美国著名现代绘画大师马克·罗斯科在新作首展前自戕的真实故事，原剧曾获美国戏剧界最高奖“托尼奖”。2014年，陈明昊就在王晓鹰执导的中文版《红色》中饰演了故事主角罗斯科。9年后，在阿那亚，他带来了一个更具私人表达的海边版《红色》。

凌晨3点海边开演，随着5点日出而落幕的闭幕大戏《海罗朱》自首届阿那亚戏剧节亮相以来，就成为观众心中一首“沙滩上的绝美情诗”，此番再演，该剧将温暖与希望传递给了更多观众。

羊城晚报：早在2014年你就主演了王晓鹰导演版的《红色》，这次又自导自演了一个海边版《红色》。这部戏为何能给你这么强烈的创作欲望？

陈明昊：这部戏很特殊，剧中的人物罗斯科和他的表达，跟我个人的某些情感很有共鸣。比如，罗斯科的艺术精神和他的艺术哲思还挺影响我的。他人生感悟里的很多东西，我也有过类似的思考。

通过演出《红色》，我也更深地了解了现实中的马克·罗斯科，我还去法国蓬皮杜艺术中心看过他的作品，有些参观者真的就面对着他的作品痛哭。

马克·罗斯科在探讨一些根源的问题，比如说宿命，比如说人的创造力总会枯竭，就像生命一样。但是他还为了一丝希望而努力挣扎——他做的事不被认可，但他还在做，最终失败了，这种悲剧英雄的内在力量挺鼓舞我的。

所以，我想通过海边版《红色》作一个大胆的自我表达。过程中，又演又导，确实让人挺分裂的，有一种“从里边往外看”的感觉。

羊城晚报：王晓鹰导演看过海边版《红色》吗？他的评价是什么？

陈明昊：他特地发了朋友圈对我表示祝贺。同时，他也说这一版《红色》是“只有演过经典版的演员，才能有这些感悟，才能有这么独特的表达”。而我也必须承认，确实是这样。

羊城晚报：时隔两年，《海罗朱》再次在阿那亚上演，并从开幕大戏变成了闭幕大戏，与《红色》占据一头一尾，这种安排有何用意？

陈明昊：《海罗朱》的核心还是莎士比亚的那句话——“那就是东方，朱丽叶就是太阳！”这句话其实给了我特别多希望，任何困难的时候，太阳照常升起。

开幕的《红色》有悲剧感、宿命感，我觉得用《海罗朱》作为闭幕大戏有抚慰人心的感觉，大家一起迎接太阳，然后各自离开，投奔各自的生活。这两个独立的作品对我来说其实是一出戏，《红色》是上半场，演出三天《海罗朱》是下半场，演出四天，中场休息三天。

“我尚未感受到爆款带来的热闹”

演戏日长，“触电”亦久。尽管是一名对戏剧舞台抱持着长久热爱与专注的戏剧人，陈明昊的“触电”经历并不少——2004年，他在个人首部电视剧《青年乌兰夫》中饰演云泽，随后陆续拍摄了《魔幻手机》《暗黑者》《沙海》《重启之极海听雷》《扬名立万》《漫长的季节》等十多部影视作品。

《沙海》《重启之极海听雷》中的“王胖子”让很多观众认识了陈明昊，而《漫长的季节》中的“马德胜”让陈明昊成为爆款演员。不过，对于陈明昊而言，热闹更多是他人与外界的，“当我演完，一切就消失了”。

羊城晚报：这几年你拍了很多的影视剧，也受到了大家的认可和喜爱。再回到戏剧的环境里，会让你有更放松、更自在的感觉吗？

陈明昊：对，戏剧像作坊一样，我们沉浸在里面生产手工作品，它没有影视剧那种铺天盖地的传播力，但我们也享受这种我们自己能够掌控的、更合乎我们生存环境的状态。

我最近确实是拍了一些影视剧，我觉得这也挺好，从表演上对我也挺有帮助的。镜头前的表演，是让我觉得特别不一样的表演，我觉得它并不容易，我得更多地去琢磨。

当我从镜头前回到舞台上表演《第七天》时，在台上表演时的好多感受发生了变化。很难简单地说这是好还是不好，但是这种能引发思考的状态也挺美妙的。

羊城晚报：爆款影视剧和爆款角色让你直面大众，或者说直面商业。《红色》和《海罗朱》又非常文艺。对你来说，会有创作状态上的分裂之感吗？

陈明昊：没有，生活状态的波动很正常，但不会影响太多。《漫长的季节》播出的时候我正在创作《红色》，很多朋友都跟我说“恭喜”“祝贺”，表扬这个剧挺好的，但我的注意力都在《红色》的创作上。其实，《漫长的季节》到现在我也还没来得及看，并没有感受到太多它带来的热闹。

羊城晚报：你没有预想到这个剧的反响会这么好？

陈明昊：没有预想。在我看来，拍电影、电视剧，演员演完后，创作的东西就跟你没关系了，“它消失了”。这跟舞台不一样，舞台是依靠演员的现场表演去进行最终解释的。我还是更习惯戏剧的表达，电影、电视剧是另外一个空间的探索。我觉得有些东西能选择，有些东西也没法选择，演电视剧也增加了我对生活的理解。

羊城晚报：很多出身舞台的演员通过影视剧火了后，总喜欢说“希望大家通过屏幕上的角色走近舞台上的我”类似的话，你也会有这种想法吗？

陈明昊：我倒没有。我觉得“看与被看”是一种关系，创作者在戏里的好多表达，观众要能把它们归拢到一个跟自己有关的思考上、问题上，才能真正地产生价值。

很多东西也不是你吆喝、呼喊过来的，就是一种能量。比如，大家为何愿意奔赴、聚集到大海边，就是因为它有能量。我觉得其实一个人不管在干什么，都是在寻找某种个人的能量状态。

“我们都受到时间规划的限制”

在阿那亚戏剧节，有一句话常被提起——“让戏剧成为一种生活方式”。陈明昊坦言，跟戏剧相处时的生活节奏，对他来说特别不一样：“我挺享受没有干扰的、只有戏剧的日子，尤其喜欢这过程中挺原始的、面对面的、专注又简单的人和人之间的交流方式。”

在他看来，“戏剧可以不给观众答案，但得让观众有感受，甚至在某个瞬间逼迫他们思考，让他们有一种心跳的感觉。”他期待，“这种与人交流、也是与自己对话的方式能够一直存在。”

羊城晚报：当下，城市的生活节奏不断加速，给创作人做戏的时间也会随之紧张。当你跟习惯了快节奏的年轻演员合作时，需要调整的地方多吗？

陈明昊：对，现在好像你要做个什么事儿，大家都得先问你要用多少时间，才能继续聊，对吧？

我觉得我们都受到时间规划的限制，但是戏剧肯定需要更沉浸一些，戏剧需要的时间更多。对于创作者来说，有了时间的投入你才能相信很多东西。比如《红色》原版剧获了很多奖，两名演员排了8个月，剧本里提到的所有的艺术家的作品，包括哲学书，他们都去看去读，然后再来探讨生活，他们甚至去画画……所以，到了演出的时候，他们的状态很自然地就表现得像生活的某个瞬间了。因为演员经历了一个时间的磨炼，有很多东西都生长出来了。

没有这样的时间怎么办？我觉得也不能降低标准，而是努力用不一样的理念和概念，去找到一种“当下”感觉。比如我们的戏里有很多即兴的东西，也生长出来很多美妙的感觉。但“要把当下捕捉到的东西马上引领出来”，也要求演员准备得更多，想的事情更多。

羊城晚报：对于创作者来说，年轻往往意味着更新鲜的创意和创造力。对比你们自己和当下的青年创作者，你觉得戏剧承载的意义是否发生了某些变化？

陈明昊：变化肯定有，但也一定会有很多共通点。

其实，我们也在着力感受、去思考年轻一代的生活是怎样的？会去想到底有什么东西是他们享受，或者是他们在思考的。我们会好奇，对于他们来说，这个世界意味着什么？

对待我们，我希望他们能有一种“攻击性”，我希望能有一种“对抗”。这种“攻击性”就如罗斯科所说的，“孩子必须驱逐父亲。尊重他，但消灭他”。这就是时代更替的一种正常状态。

“尊重过来人”这无可辩驳，但我希望他们能更直接地把他们的能量表达出来。我觉得在创作中，艺术家们都需要这种刺激或者用这种方式去交流。

羊城晚报：最后，问一个“跳出来”些的问题——当工作强度很大时，你会做些什么让自己快速恢复状态？

陈明昊：有时会画画，我觉得当你能够专注一件事物时，状态就能调整过来，气儿也能顺过来。

现在确实有很多事儿，我得忙活。我发现我还真是没法同时干太多事儿，但只要是让我专注一件事儿，我觉得我就能行。我在郊区的山上租了一个小屋子，能远眺到北京城，屋前的小杂草丛里边还有酸枣和枸杞子，这挺好的。

现在能去这个小屋的时间真是少了，有好多事得在城市里完成。但是一有时间我还真是想在那儿待着，这是很奢侈的一件事。